当她问到上海音乐学院的某某某时，她脸上忽流露出一丝惆怅，放轻声音道：我进来的那天中午，我们在一起吃午饭的。停了一会儿，又说，假如我要不进来，他就会和我结婚。她眼睛看着前面墙上的地方，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。而她又很快回过神来，说她在这里过得不错，开始在食堂，后来在小分队，她不喜欢小分队，在那里很没意思，乱哄哄的，每天早上还要练功，她就不要待了，来到这里，又看仓库，过几日要歌咏比赛，队长要她去辅导，因她是小分队来的。她说起话来左顾右盼，搔首弄姿，语气又很轻浮，听起来就像在说梦话。我们很想打击她一下，使她回到现实中来，险些儿将她哥哥来到此地终又回去的事情说出了口。可她话头很快一转，说她明年八月就可出去，到那时，她的儿子就将上小学一年级了，九月一日那一大，她将送她儿子上学，第一天上学，总是要妈妈送的。她眼睛里有了泪光，使我们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。这一回，她沉默了稍长的时间，我们就问起那华亭路的商贩。她说那人五十多岁，对她很好，对她儿子也很好，时常给她钱，衣服，对她说，不要去和小青年搞，搞出感情来就没意思了。她很怀念地又低了低头，紧接着又左右顾盼起来。她好像很容易就进了角色，并且很胜任似的。她的话很多也很碎，打也打不断，眉飞色舞的，将她过去，眼下，以及将来的情景都描绘得很有色彩。这时我忽然很想证实一下，她是否真有一个台湾叔叔，思索了一下应怎么问起，这时她开始谈到出国的事情，说曾有人邀她出国，被她婉拒了，现在却又有点动心。我就说你自己家里是不是有亲戚在海外呢？她说，听她父亲曾经说过，她有一个叔叔，是在国民党部队开汽车的，解放前夕，去了台湾。这时候，我们感到很难将她哥哥的话告诉她了，无论她是多么令我们讨厌，是多么矫揉造作，想入非非，可一旦要是知道，她的哥哥、儿子，还有台湾叔叔已经来到大墙外面却又返回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