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来到长沙，经湘潭、衡阳，进广西，再向上过成都，在重庆乘船，走三峡到武汉，再继续顺长江到江西九江，又来到南昌，这个与自己同名的城市。像他们这样的父母，常常用他们的所经过的地名作孩子的名字，以此可见出他们流动性极强的生活，要是将他们这个阶层里的孩子的名字汇集起来，几乎看得见一幅中共政权蔓延全中国的路线图。南昌满意自己的名字，认为是与“南昌起义”联系一起。真来到此，只觉得这城市十分萧条，街巷两边的民居院落，透露出的生活气息，甚至是贫瘠的。此时，他们外出已近两月，他们早已经知道，毛主席并没有如传说那样再次接见红卫兵，前一年十一月下旬的那一次接见，将成为历史上最后的一次了。搭错车的遗憾一扫而净，他们挺高兴的，但在南昌，难免要想起临行前与陈卓然的争辩，就又沮丧起来。事情似乎总归是，陈卓然对。在这人和事都陌生的地方，想起陈卓然，有一种古怪的激动，他在哪里呢？

无论他们来到哪里，都可聆听到北京的声音。在最背静的小城镇的街头，都看得见新鲜墨汁写就的最新消息：《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》，停止大串联的通知，等等。红卫兵也在行动，大字报，批斗会，派系斗争，一样不缺。当他们来到武汉的时候，方才发生过一场大规模武斗，停火之后的街市，呈现出特别肃穆的静寂。可即便如此，也没有消除这些地方的偏僻之感，这种偏僻不仅在地理上，还是在时间的概念上。火车站和饭馆里的乞讨的人；大街上，堂而皇之穿行的骡马；朝天门码头上扛包的苦力，喊着川江号子——这就好像在一个遥远的陈旧的时代里。他们想回家了。

待到离开南昌，南昌才意识对这城市有一种隐匿的熟悉，那是来自于他们的口音。他父亲的普通话里，就带着类似的音腔呢！他只知道，父亲的籍贯是广东，他们也都跟了在表格上填“广东”，假期里，他们小孩子轮流去度假的江苏涟水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