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时候，我该是上小学了，当老师走进教室，便随了班长的口令起立，桌椅板凳稀里哗啦一阵响。同学们私底下传说我们学校里有一名右派，但这是一个很高级的机密，谁也不知道右派是谁。我们起先怀疑是一位图画老师，因为他脸色阴沉，不苟言，看人的目光充满敌意，和社会主义很不合作的表情。后来我们又疑心是一名校工，因他对谁都点头哈腰，笑容可掬，似乎向人们请罪。再后，我们认定是一位自然老师，她对同学凶恶无情，将粉笔头作子弹，射击同学的头颅。我们觉得黑暗处有一双罪人的眼睛，注视着我们，使我们紧张不安。右派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敌人，反和地主已在我们出生前消灭干净，只留在我们的某一篇课文上以及一些反特电影里。最后，终于有人透露出来，右派是一位音乐老师。她雍容华贵，总是衣冠楚楚，弹了一手好钢琴，态度高傲，在学校里独往独来，没有一位同事与她做朋友。她和小学教育事业格格不入，她和社会格格不入，她为什么成了右派？后来我想，大约是她不服从大学分配。因为其时我恰好，我家楼上那一位深居简出的社会青年，由于不服从大学分配而成了右派。关于右派的经验就这样越积越多。这些右派都无痛心悔改的表现，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我行我紊。而我的故事需要有一个忏悔的过程，我不愿意我的故事太平庸。所以，我就直接从叔叔自己的小说里摘录了那样的情节——“当孩子们随了班长的口令全体起立，他觉得孩子们是在一齐安慰他并且原谅他。”

在我插队的地方，人们对老师是很尊重的，养是父母教是先生的古训流传至今。于是，先生便是和父母一样重要的人了。学生为老师干活是天经地义的事。老师那里还会成为一个文化的中心，晚上，凡是崇尚知识的青年都喜欢聚集在老师的屋里。后来，我们知识青年下了乡，我们那里便成了又一个中心，并且具有取代学校老师的趋势。我想：叔叔的学校当是一所公社中学，除了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