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的格调，比如，说普通话的风气，这些学校不流行沪语与他们有些关系。他们的被服用品多半出白军需和供给制度，朴素里就捎带有特权的意思了。但总的来说，他们声色平平，要一直等到一九六六年夏天，这场革命起来，突然间，他们成了主角。就在某一天里，他们这些人，齐刷刷地穿上了军装，显见得是父亲的旧军装，领口有军衔领章的印记，洗白的布面，肥大的腰身和裤管，拦腰系一根皴了皱的牛皮带，臂膀上套着红袖章，上书“红卫兵”三个大字。此时，尚无派无别，“红卫兵”天下一家，像南昌他们，理所当然子承父业，带领起革命的潮流。平时不打眼的黄巴巴的小脸，骤然间容光焕发，个头都长了，也正巧是发育的年龄，精神受了鼓动，长势就蓬勃。他们一个个变得能说会道，而且言语风趣，连表情也生动起来。他们成了校园里的著名人物，辩论、批判、斗争、大字报，都由他们发起。就像一种遗传的秉赋，他们似乎个个是天生的政治家，把得住革命的脉搏，当然，也得天独厚，预先了解动向。每个学校都是这伙人起事的，提出的口号也差不多，运动的方式也差不多，所以，这无政府的时代，就好像有组织有计划地来临。很快，他们就将运动推广到校际之间。这些人，彼此好像是亲戚，又好像同属教派中的一门，一旦见面，只需言语几个回合，就对上口令，认识了。于是，这支军绿色的队伍很快汇合起来，到八月十八日那天，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，这里的红卫兵也从大街小巷往人民广场奔腾，真的是滚滚的“铁流”。

然而，这辉煌的一刻转瞬间成了历史，乾坤颠倒，他们的父母成了革命的对象。正合了那句话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，他们创造的血统论，正好用来反对他们自己。于是，热情变为愤怒，但依旧保持着同样的激越。他们加入进大串联的人流，却是这盲动的人流中清醒的警眼。他们的目标很明确，北上，去到政治中心首都，希望在那里找